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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经济形势与对策系列简报之一


 发布日期:2015-5-7 15:28:00 来源:本站          字体:     浏览数:  打印

 

简报2015年第021期(总第1207期)

背景介绍:201554日,作为朗润·格政系列活动之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当前经济形势与对策:朗润园的观点”研讨会在致福轩教室召开。我们将分两期简报报告此次会议内容。本期简报报告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和北大国发院黄益平教授的发言内容。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林毅夫:经济下滑的原因与产业升级的机会

一、外部性、周期性因素是导致经济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

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一直下滑。持续这么长时间的经济增速下滑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如果经济增长速度继续下滑,企业盈利状况恶化,不排除出现断崖式的失业激增和局部性金融风险的可能。

对于经济增速下滑,学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速下滑是我们自己的体制、机制、结构性问题造成的,因此是必然的、内生的,不应该去干预。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肯定有体制、机制、结构性问题,但自2010年以来经济增速的持续下滑的原因主要是外部性、周期性的。

我比较赞同后一种观点,因为体制、机制、结构性问题在改革开放这30多年都存在,不会在近几年突然表现出来,而且,其他国家包括东亚的高收入经济体近几年的经济表现不仅和我国一样,还更严重,所以,只能是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是主要原因,因此,政府就有稳增长的责任。因为美国、欧洲、日本都还没从2008年的危机中彻底恢复,我们不太可能像过去那样每年出口10%以上,稳增长只能靠增加内需。内需包括投资和消费。

首先,中国有许多好的投资机会:即使有不少产业产能过剩,作为中等发达国家,产业升级的空间还非常大;基础设施的欠账还很多,过去的基础设施就是连接一个城市与另一个城市,实际上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包括地下铁路和管网都需要投资;另外,环保,城市化也都需要投资。在面临经济下行时,有许多好的投资机会,这是中国和发达国家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另一方面,中国拥有丰富的投资资源: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不到50%,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超过100%,我国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发展的空间很大;民间的储蓄率在50%左右,属于全世界最高;外汇储备3.8万亿美元,也是全世界最多的。在这一点上中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不一样,他们虽然也有好的投资机会,但缺乏投资的条件。同时,我国货币政策的空间也很大。经过今年两次降准,准备金率仍然高达18.5%,贷款利率还在6%以上。所以,政府在今年的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的回旋的余地大,稳增长可用的措施多,把等这些政策空间充分利用以后,中国就有能力靠投资来启动经济。投资能够创造需求,创造增长,创造就业。就业增加以后,收入和消费信心也会提升。所以,我国完全有条件保持7%左右的增长,把这些条件用好,实际的增长率可以在7%以上。

二、几个似是而非的看法

中国经济的确具备很多非常有利于增长的条件,但如果不把这些有利的条件利用起来,经济仍有可能继续下滑,发展会遇到许多困难。正如一个千万富翁虽然有很多钱,如果不吃饭的话也可能饿死。为了充分的利用有利条件,需要破除几个似是而非的看法。

第一个似是而非的看法是把投资等同于产能过剩。现在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等行业确实有产能过剩,但产能过剩的原因是经济增速下滑。如继续投资于这些产能过剩的行业确实会恶化产能过剩,但是我们可以投资于前面讨论到的产业升级、消除瓶颈的基础设施、环保、城市化。这些投资反而不仅会缓解现有的产能过剩,而且还会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第二个似是而非的看法是将雾霾严重归罪于经济增长快。过去三十多年,印度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比中国慢约4个百分点,但是雾霾的程度却比中国严重。环境恶化和经济发展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但增长快不是主要原因。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是经济结构。中国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产业以制造业为主,能源的使用密度高,污染排放也大,相对于以农业为主的低收入阶段以及以服务业为主的高收入阶段,环境压力更大。英国、德国、美国等老工业化国家处于我们这个发展阶段的时候环境也很差;日本、韩国、台湾省等新工业化经济体在我们这个发展阶段的时候环境也很差。除了产业结构,中国还有两个不利的因素: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再加上地方监管不力。这三个因素是雾霾严重的主要原因。放慢经济增长速度来换取环境改善的说法不太成立。如果放慢经济增长速度,那意味着进入高收入阶段的时间要延长。如果我们不进入到高收入阶段,我们的产业结构就难以做到以服务业为主,环境压力会更大。

第三个似是而非的看法是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低,政府不应该做。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之所以低,一方面是因为投资和回报的周期长,一方面是因为外部性的存在,比如基础设施的改善会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即使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率可能还是比一般产业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民间力量去做,就要给他们垄断权,而垄断对经济发展不好。如果不给民间力量垄断权,政府也不去做,结果就是基础设施的欠账非常多,民营企业也发展不起来。这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八十年代以来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当时认为既然基础设施投资是经济活动,那就应该由企业来做。后来发现只有一种基础设施是民营经济有积极性的,那就是容易收费的移动通讯系统,结果到处是基础设施的瓶颈。所以基础设施应该由政府来做,最好是在经济发展不好的时候做。如果经济发展很好,政府做基础设施就会导致经济过热。2009年我在世行当首席经济学家,提出了这个观点,现在在国际上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

三、产业升级的五大机会

长期的经济发展有赖于产业的不断升级、转型,不同的产业面临不同机会。中国是中等发达国家,现在的产业基本上可以分为以下五类,下面逐一分析他们的升级、转型的机会。

第一类是追赶型产业。在这些产业,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和产品附加价值比中国高,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机会就是发挥后发优势,到国外去并购那些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并购了以后就可以把技术引进来。在这方面民营经济已经做了不少探索,比如三一重工到德国并购了一些工程机械方面的企业。中国处在新常态,经济相对疲软,实际上发达国家的经济比我们更疲软。发达国家经济形势不好,再加上有的企业第二代、第三代传人不愿子承父业,这些都是有利于并购成功的因素。如果国外没有合适的公司愿意卖给你,可以到国外去设立研发中心。现在发达国家失业率很高,到这些国家设立研发中心可以雇佣当地非常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华为、中兴等企业在这方面的例子很多。

除了并购和设立研发中心,招商引资也很管用。中国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25-30%,是世界最大的市场之一,每年中国从发达国家大量进口高科技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招商引资把具备先进技术的企业吸引到国内来生产。这样既方便进入中国市场,还可以中国为基地,将产品卖到世界市场。江苏太仓设立了一个中德中小企业合作园, 2012年挂牌,2014年就吸引了220家德国的中小企业,投资额达到20亿美元。

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企业要占主导,但是政府也要有所作为。比如到国外并购要解决资金问题,在国外设立研发中心要解决签证问题,招商引资要解决园区、配套工程技术人员和产权保护等问题。

第二类是领先型产业。这些产业的产品和技术已经在世界上领先了或者跟发达国家的差距并不大,比如家电产业。他们的技术和产品必须自己开发,但是需要基础研究的支持。不管在美国还是在欧洲,基础研究主要都是政府在提供资金。这些产业的升级能否成功,一方面要看企业够不够努力,另一方也要看政府给不给支持。这些产业的研发中心可以设在国内,也可以设在国外。设在国外的好处是可以贴近当地市场的需要,提高品牌认知度。

第三类是退出型产业,比如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对于那些有能力开发品牌的企业,可以鼓励支持他们走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其它劳动密集型企业可以用机器人替代人工,但是,最终还是会要转移到工资成本的地方去。二次大战以来,劳动密集型加工业最早日本有优势,六十年代随着工资上涨,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后来又转移到中国大陆,现在中国大陆也已经到了需要转移出去的阶段。转移出去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大部分企业老板的年龄在四五十岁,外语也不行,适应国外环境的能力差;二是面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越南、柬埔寨、缅甸、孟加拉等国承接能力有限,较早转移出去的台资、港资、韩资企业,一般认为在那些国家最多就是再待三年五年,到时还必须再转移。我认为非洲是更好的目的地,非洲年轻人很多,规模足够大。但是单个企业可能不敢转移到非洲,这时可以考虑抱团出海,让我们政府跟当地政府先谈好,在当地设立工业园区,帮助转移出去的企业创造第二春,把国内的GDP扩大为GNP。转移出去以后,他们所需要的附加值比较高的零部件和机器设备还会从国内购买,有利于国内转型升级。

还有一些产业,比如建材,从国内的角度来看是产能过剩,但它绝对不是旧的技术,在国际同行里面一点也不落伍。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结合一带一路战略,通过建设基础设施,把产品卖出去,或是,把生产基地搬过去,化解国内富余产能。

第四类是弯道超车型的产业。最近出现了一些新的产业,特征是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产品跟技术的研发周期特别短,几个月就可以研发出来,比如雷军做手机只用了一年,微信红包是几个人两个星期设计出来的。在这些产业上面确实可以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了把弯道超车的可能性变为现实,一方面企业要有积极性,另一方面政府也要提供孵化基地或者金融方面的支持。

第五类是战略性产业。它的特点是资本投资特别大,研发周期特别长,跟国防有关,比如大飞机、超级计算机、核心芯片等。这种产业不符合现在的比较优势,如果完全按照市场原则,企业是不愿意做的。所以需要中央政府的投入,同时地方政也可以做一些事,因为配套产业对当地经济增长有好处。地方政府可以解决科研人员的安家落户和子女教育等问题。

总之,中国经济的回旋空间非常大,稳增长的措施可以有很多。只要我们在认识上是正确的,不受一些似是而非的看法左右,利用好有利条件,促进投资和产业升级,那么保持7%的增长、争取7%以上的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在未来五年或更长时间都没有问题。

黄益平:经济增长见底取决于新兴产业的形成

最近中国经济一直在减速,尤其是从去年年初以来。政府开始接受新常态,也就是说增长速度可以放慢一点,但是政府对增长速度的下行还很担忧,不断的采取微刺激、定向宽松等措施,实际上是要稳增长。我的观察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每当政府的微刺激措施放松一点,增长速度就往下走。这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反映,现在的问题是旧的产业失去了活力,新的有竞争力的产业尚未成气候。这个调整既跟发展阶段有关,也跟过去的增长政策有关。

中国过去30几年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出口和投资,其中出口过去每年平均25%的增长,投资的增长速度在25%30%之间。但是现在发生了变化,出口增速是个位数,投资增长现在速度还比较快,但是下行趋势比较明显,目前在15%20%之间。过去有活力的两驾马车现在没活力了,新的活力在哪儿还不知道。这是我们碰到的最大的问题。从供给方面来看。当然也出现了很多新的产业,比如网购、快递等,但是总体来看很多行业才刚刚开始,还不足以支撑经济的增长。

上述变化反映到实体经济当中,导致制造业的两大支柱(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重工业投资品制造业)都出现了问题。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现很大的问题,是因为劳动工资过去十年每年5%的上升,过去很有活力的企业现在都没有竞争力了,产业结构要往上走。国际市场复苏了以后,中国的出口也难以回到过去那样的增长。这个变化是趋势型的,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发展的问题,很多经济学家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中国特有的,韩国、香港、新加坡都经历过这样的阶段。

投资品行业的问题主要是政策性问题。我们过去一直采取保增长的政策,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投资品行业,产能过剩严重。投资增长速度的变化既是因为经济增长速度在变化,也是因为投资率在下降。这意味着投资增长速度的下行是结构性的。

第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看起来都在扩张,实际上扩张的程度不够,甚至还在紧缩。新常态下我们要接受很多新特征,包括增长减速,不再像过去那样举国保增长。但这不意味着宏观政策不再发挥作用,宏观政策的作用就是反周期、稳增长。目前实际利率在上升,原因就是利率下降的速度跟不上通胀下降的速度。财政政策也一样,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虽然在增加,但事实上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得财政政策实际在收缩,比如控制地方融资平台等。政府在考虑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时,一个很重要的顾虑是高杠杆率问题。本来经济下行的时候是要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来稳增长,但是因为担心高杠杆率进一步上升,延缓了宏观政策的调整,导致增长速度下行超过预期。我认为高杠杆率值得担忧,但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不能混合在一起,而是各有分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负责宏观经济稳定,宏观审慎政策负责金融稳定问题,不然哪个都做不好。

第三,经济增长下行到底什么时候会触底回升取决于是否有新的产业可以推动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增长。从经济结构来看,可以看到一些比较有意义的变化,比如消费占GDP的比重有所回升,服务业占比也在上升。但是究竟什么样的产业能够支持下一个阶段中国经济的增长,目前还看不出来。培育新的引导中国经济增长的产业要靠市场来做,但政府也可以发挥作用。比如很多产业都是过剩产能,沦为僵尸企业,没有生产效率,迫切需要解决。

有的经济学家提出要从人口红利走向改革红利。改革红利的意思就是通过改革提高经济效率,带动经济增长速度回升。去年年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认为,如果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的方案真正的得到落实,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短期内会下降0.3个百分点,但是到了2020年的时候会上升超过两个百分点。这个数字有很多可探讨之处,但是背后的逻辑很有道理。通过推进市场化改革,提高经济效率,推动技术进步,完全有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回升,但问题是在短期内有一些改革可能会对增长有负面作用,比如关掉过剩产能。这时候改革就需要跟宏观政策有协调。

总结起来看,今天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有周期性的因素,也有结构性的因素。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小周期与大周期下行压力的重叠。小周期是指短期性的因素如国际需求疲软引起的变化,而大周期则是指产业变迁引起的变化。小周期的变化可以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来对冲,但这个不会改变大周期的压力。所以,中国经济什么时候能触底回升,短期内当然要靠更加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但中长期其实要看能不能培育出来有竞争力的新的支柱型产业。

(唐杰编辑,主讲人已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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